── 與托馬斯‧亞歷山大‧科爾貝（Thomas Alexander Kolbe）對談：聲音作為痕跡、專注作為方法，以及為何靜默並非對立面
托馬斯‧亞歷山大‧科爾貝在日本名古屋紮根，同時在德國柏林設有第二據點。作為製作人、音樂家及研究者，他專注於那些不必以響亮為前提，卻能留下深刻印記的音樂領域。本次對談圍繞聲音的痕跡、刻意的刪減，以及全然傾聽的態度，進行一場靜謐的交流。
問： 聆聽您的作品時，常有一種感受：音與音之間似乎也在發生什麼，彷彿音樂不僅是發出的聲響，更是那些留白中的「什麼」。這是您的刻意安排嗎？
科爾貝：
是的。對我而言，音樂不僅存在於可聽見之處，也存在於未被言說的空間。我會有意地去除多餘的聲響，以留白的方式展現它們。這並非出於極簡主義，而是對聆聽者內在共鳴的體貼。那份空白非單純休止符，而是轉折、記憶，有時亦如鏡一般。
問： 您主要居住在日本，同時亦在柏林擁有住所。兩地生活如何形塑您在音樂及人生層面的體驗？
科爾貝：
在日本，我體會到一種「專注」——不是外在強加的規範，而是一種內在態度：將全然存在投注於當下之所作所為。這種感受自然而然地融入我的音樂。反觀柏林，對我而言是將思考實現為作品的場所，更加直接、有結構；至於在日本，我則習慣以更廣闊的視野，長時間地思索。
問： 您將新單曲命名為「Memory Field（記憶場域）」，並視之為概念。這個詞對您而言有何意涵？
科爾貝：
「Memory Field」是一處透過聲音可進入的內在空間。它並非追憶之地，而是經驗無聲沈澱的場域。我相信，許多音樂體驗根植於身體記憶。特定音色或和聲的流動，不僅喚起情感，更喚醒身體深處的記憶——往往在意識尚未明察之前，那些感受已先行存在。
問： 大多數作品聽來寧靜冥想，卻不似一般「chill」音樂。它們始終保持鮮明存在感，並未流入休閒式的舒適氛圍。這樣的「非chill」取向是您刻意為之嗎？
科爾貝：
並非出於對抗，而因我無法以那樣的框架思考。多數流派依賴文化符號系統，而我更關注符號出現之前，或去除符號後所剩下的東西。此外，我也常在感覺良好流動受阻時，拆解掉既有結構，讓情感得以自由流動。
問： 您的創作流程是如何展開？有固定常規嗎，或是截然不同？
科爾貝：
我不會先從節拍或勾子(hook)著手——我對此並不擅長。通常以一片寂靜為起點，內心沉浸於思考。進入工作室後，第一步幾乎是「聲音測試」：傾聽素材與內在動能的連結。隨後才採用相當系統化、分析性的方式進行製作，但開端始終是無形無相的。
問： 超越(transcendence)一詞，您曾說不需依賴神祕主義(esotericism)即可探討。能否詳述這層區別？
科爾貝：
我明確區分靈性實踐與神祕主義主張。我所實踐的佛教，立基於觀察與明澈，並致力於消解虛妄；而神祕主義常透過暗示與投射形塑意義。在我的音樂中，不願強加意義，而是希望開啟一個空間，讓聆聽者自行構築屬於自己的理解。
問： 作曲時，您是否考量聆眾，抑或純為自我創作？
科爾貝：
我不思考目標聽眾這類概念，但總會意識到「有人在聆聽」的存在感。我常以一種情境想像：有個人靜靜地站在我身旁，不需任何解說，只是共同存在。那個對象不是眾人，而是一顆專注的、寧靜的耳朵。
問： 您也曾與 Club of Tone、電視劇《19/20》等合作。與個人作品相比，有何不同？
科爾貝：
合作的魅力在於「差異」得以維持。我不會將對方整合進我一方，也不讓自己適應對方，而是保留兩者之間的空隙，讓第三種可能性自然浮現。那一刻，便是所有參與者的喜悅源泉。
問： 您的曲目標題常帶詩意與文學性——Starboy (The Journey Part One)、Memory Field、Silent Distance 等。這些詞彙如何誕生？
科爾貝：
我「聽到」它們，並非先以語言思考，而是以節奏、聲響的感受或如同畫面般浮現。標題並非指涉概念，而像是一種“線索”，指引聽者以何種方向聆聽。我不喜歡純粹功能性的命名，音樂並非功能，而是一種「動作」。
問： 最後，您認為在音樂結束後，究竟剩下什麼？聲音、思維，還是影響？
科爾貝：
或許是一種連「聲音」之稱都顯得不確定的存在——痕跡(trace)、回聲(echo)。這不是殘響，而是如同一個動態，在聆聽者內部持續流動。那份餘韻，不屬於任何人，只願它靜靜地留下。
本次訪談於2025年5月進行。
